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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南大石铲遗址的发现与研究,试论广西大石铲

十一月 9th, 2019  |  研究中心

摘要    
大石铲器体硕大扁薄、棱角分明、造型美观,是史前岭南乃致东南亚地区非常重要的器物,因其独特的形制,高超的加工方法以及意味深长的象征意义而受到众多学者的重视。又因其在广西南部的左右江交汇地带分布最为集中,故学界多称之为“桂南大石铲”。本文以已发表的资料和笔者在广西所见的大石铲资料为基础,结合之前学界的研究成果,试图探讨大石铲的起源与类型演变、性质与功能、年代、分布与传播、制作等问题。
   
本文认为,双肩石铲是大石铲的直接前身,Ⅰ型大石铲在双肩石铲的基础上产生,该型大石铲两腰内收,器体硕大扁薄,刃部不见使用痕迹。Ⅱ型大石铲在Ⅰ型的基础上腰部从直腰转变为束腰。Ⅲ型大石铲在Ⅱ型大石铲的基础上增加了袖部。Ⅳ型大石铲然则在Ⅲ型的基础上出现了袖部装饰。随后,大石铲开始衰落,在Ⅳ型4式中袖部装饰开始衰退,其造型与加工已显粗糙、随意。在大石铲从兴起到衰退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种造型风格,即较宽造型与较窄造型。
   
大石铲是用来祭祀的工具。大石铲在其中心区遗址内的发现情况是:存放大石铲的灰坑内有火烧的迹象,有着独特的摆放形状,以及有在灰坑中分层摆放的现象。据此可以判定大石铲遗址是用来祭祀的专门场所。结合大石铲本身的生殖崇拜功能及其被埋藏的方法,判断大石铲遗址是进行地母崇拜的场所。
   
因为大石铲很少与可资断代的陶器共出,因此大石铲的年代研究一直是个难题。尽管如此,还是可以根据一些大石铲与陶、石器共出的遗址,如独料遗址、那耀遗址、弄山岩洞葬遗址等判断其相对年代。其相对年代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而结合大石铲遗址自身以及其它遗址的绝对年代数据,判断其绝对年代范围在距今4000~6000年。
   
大石铲遗址分布的中心区在左右江交汇的三角地带,其传播的范围则广及广西其它地区以及粤西、粤东、海南,越南北部等地。除在广西发现的120余处大石铲遗址外,在广东发现了7处,在海南发现了1处,在越南发现了13处,遗址总数在150处左右。具体到每一类型的分布,则Ⅰ型分布范围较小,仅限中心区一带。Ⅱ型分布最广,在大石铲分布区的范围都有发现。Ⅲ型的分布也囿于中心区。Ⅳ型分布也较广,东至粤西乃至兴宁,北至柳州,西南可达越南的东北海岸地区。在远离中心区的地方所见到的形制与中心区完全相同的大石铲应是文化传播的结果。在地势崎岖的广西,史前文化的传播主要是依靠河流完成的,传播大石铲的通道是广西错综复杂的水系交通网。归结起来,其主要的传播线路有三条:第一条,东线。大石铲沿邕江、郁江、黔江、红水河,柳江,浔江,西江等河流网络到达粤西、粤东等地。第二条,西北线。其传播主要靠右江及其支流进行,最远可至广西凌云县。第三条,西南线。大石铲沿左江、丽江、平而河、水口河、奇穷河等水系通过桂西南进入越南北部地区,最远可至越南东北海岸的吉婆岛。
   
大石铲是史前岭南乃至东南亚地区石器制作的巅峰之作,其加工程序亦较为繁复。广西隆安定出岭遗址的材料提供了研究大石铲加工制作方法的珍贵材料:大石铲经过了采石、打制、琢制、切削、磨制以及抛光六个过程。其中,采石首选硬度较低、易于加工、且有良好片状发育的页岩和板岩。打制不仅要求工匠对大石铲外形轮廓有较为准确的把握,也要求工匠有较好的石器加工技术。琢制是大石铲加工中重要的一步,也要求有熟练的加工技法。切削则主要使用硬度较高的石英石完成,用其切割毛坯周边和削平大石铲表面。磨制分为粗磨和细磨两种,在大石铲上较多见磨痕;抛光的大石铲数量只占少数,而且多见局部抛光的情况。推测其用具应是在遗址中发现的表面非常光滑的河卵石。

蒋廷瑜

杨睿系我系200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指导教师:陈星灿,傅宪国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

在广西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一种以大石铲为特征的地方文化遗存。这种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右江、左江向南宁方向汇合成邕江的三角地带,以隆安县南部的那桐、乔建、丁当、南圩、扶绥县北部的中东、昌平、渠黎,南宁西郊的金陵、坛洛、富庶等乡、镇最为密集。其代表遗物是形体硕大、棱角对称、打磨光洁的石铲。这种石铲主要发现于广西南部地区,被称为“桂南大石铲”,出土这些石铲的文化遗址被称为桂南大石铲。

一、大石铲及其遗址的发现和发掘

桂南大石铲,最初是1952年在崇左县发现的。后来隆安、扶绥的农民在生产活动中不断有所采集,有的转送到广西省博物馆。1960年春,在位于扶绥县北部的国营金光农场同正园艺场开垦种植时,在场舍周围的畲地上大批发现,其散布地竟绵延长4公里。在这范围内,石铲和石铲残片俯拾皆是,附近村屯农民夯的土坯墙上也崁着石铲残片。

到1962-1963年进行南宁地区文物普查时,在隆安、扶绥、邕宁3县,沿左江、右江两岸发现这类遗址40多处,采集到大量的石铲标本。随后在南宁、崇左、来宾、柳州、钦州、玉林、百色等地也发现大石铲遗址,石铲散布地点多达60多处。

这类遗址主要位于靠近江河湖泊的低矮坡岸上,其分布范围很广。零星的石铲遗存分布面更广阔,就目前所知,东自岑溪,南到合浦,西自西林,北到河池、贺州,包括南宁、隆安、武鸣、宾阳、横县、扶绥、崇左、龙州、凭祥、宁明、大新、天等、贺州、昭平、岑溪、玉林、兴业、北流、容县、贵港、平南、钦州、灵山、浦北、上思、合浦、西林、那坡、靖西、德保、田阳、平果、凌云、来宾、忻城、柳州、柳城等36个市、县139处。广东的封开、德庆、兴宁和越南的广宁省也有出土。

为了探明大石铲文化遗存的内涵,自20世纪70年代起,广西文物考古工作者开始对其中部分遗址进行了试掘或正式发掘。1973年秋和1978年春,先后试掘扶绥县那淋遗址、隆安县大龙潭遗址,将历史调查和试掘材料整理成文在《文物》1978年第9期发表,首次较全面地价绍了桂南大石铲遗存。

1978年9月试掘扶绥县渠旧韦关遗址,1979年夏再次发掘隆安县大龙潭遗址,1980年6月试掘扶绥县中东遗址,1985年试掘崇左县吞云岭遗址。1991年~1992年在南宁至昆明铁路建设工程中调查南宁至平果县铁路沿线用地,发现南宁市坛洛乡马鞍岭,隆安那桐镇驮怀牧牛岭、定江村定出岭,乔建镇大山岭、秃斗岭、麻风坡、雷美岭,古潭乡内军坡及城厢镇桥汉等9处遗址,其中发掘隆安县大山岭、秃斗岭、麻风坡、雷美岭、定出岭、内军坡等遗址。2003年发掘清理武鸣县仙湖镇弄山岩洞葬,也发现7件大石铲。

二、大石铲的类型和年代

已发现的的石铲数量很多,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Ⅰ型为直边形,即铲身两条侧边呈直线。Ⅱ型为束腰形,即铲身两条侧边自肩以下内收,至中腰又外展,然后呈弧状收缩为圆弧刃。Ⅲ型为袖衫形,所谓“袖”者,乃指双肩凸出的形态象人的上衣的短袖。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Ⅰ型分布最广,以上分布范围均有发现,Ⅱ型
则不同,东部虽然也到广东兴宁,但为数甚少,海南仅见1件。III型分布面积最窄,广东只有4处,东到阳江,海南则无,越南北部仅1件,广西大新、崇左、隆安一线以西,柳州以北皆无发现。这种分布图趋势表明,桂南大石铲的产地以左、右两江汇合处为中心,说明生活在这里的原始居民有着一种特殊的文化传统。在这个区或之外的大石铲则是通过各种不同渠道从这里传播出去的,它们并不构成那些地方原始文化的主要因素。

大石铲Ⅰ型与广西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文化遗址中经常发现的双肩石斧或石锛有许多共同之处,一般有长方形凸柄,双平肩,直腰,弧形刃,通体磨光,制作精致,可以推知Ⅰ型石铲是从双肩石器发展而来的。而这种石铲及其共存的双肩石器也曾见于当地贝丘遗址上层,说明它们的时代比贝丘遗址为晚。南宁顶蛳山贝丘遗址第四期的年代是距今6000年年左右。在靖西那耀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Ⅱ型石铲与磨制石器和绳纹夹砂粗陶片共存,从大龙潭遗址文化地层中收集的炭屑作碳素测定。头一次采集的样品测得的结果是距今5910±105年,树轮校正是6570±130年,比上述推断的年代要早得多。后来再作测定,得出两个数据,一个是距今4750±100年;一个是距今4735±120年,比较接近广西新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末期出大石铲的弄山岩洞葬是距今4000~4500年。大部分石铲棱角规整,个别石铲背面残留有起伏如鳞状的切削痕迹,似有一种比石器更为坚硬和锋利的工具加工的迹象,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或可能是铜石并用时代。在同地区先秦墓葬中未发现大石铲,因此这种大石铲应在商周时期退出了历史舞台。至于在贵县桐油岭和合浦县文昌塔的西汉晚期墓中也出土过Ⅱ型石铲,那是极个别的例外,不能作为石铲断代的依据。

三,大石铲遗址是农业祭祀场地

关于此类遗址的性质,原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该遗址是石器制作工场;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农业祭祀活动场地。持前一种意见的人认为,这些遗址出土遗物全是石器或石料,没有发现陶片和其他质料的文化遗物,石器中最多的器物是石铲,石铲多是完整的,很少发现使用痕迹,因而推断为当时的石器制作工场。持后一种意见的人认为,出现大石铲的文化遗址周围缺乏可供开采、制作石铲的石料,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不可能从较运的采石场将石料搬运到这些地方来再加工制作;如果是石器加工场地,在场地内必然会留下待加工的石料和石器半成品、边角料、废品及废弃的加工工具,几处遗址中都没有发现这种现象;再从石铲堆放形式来看,有直立或斜立排列组合的,均刃部向上,柄部向下,由数件分别构成一定的队列,石铲与石铲这间互相紧贴,或间有体型校小的夹在其间;有的灰坑分上下两层围圆圈深埋石铲,石铲被埋在1米多深的地下,绝不是一般的存放工具的现象。因此认为石器加工场这说不成立,而奇异的堆放形式必另有深刻的寓意,合理的解释就是与农业祭祀有关。

隆安大龙潭遗址总面积5000
多平方米,已发掘的820平方米中发现灰坑20个。T1AH3是圆形竖式坑,深1.7米,口径1.88米,平底,坑壁修整光滑。坑内填黑褐色土,夹有少许红烧土块、碎炭及一些石铲。石铲放置分上下两层。上层石铲在坑深0.96米处,圆圈直径约0.52米;下层石铲置于坑底,圆圈直径约1.2米。坑的南壁有一条长3.23米、宽1.02米斜坡式通道。TB1H1也是圆形竖式坑,口径2.1米、深3.33米,是最深的灰坑,北壁连有斜坡通道,宽0.9米,靠近坑壁有两个阶梯。坑内填黑褐色土,结构紧密,含较多的红烧及炭屑。在坑口以下深至1.6米时,有一口径30厘米、厚10厘米圆圈形烧土层,上盖石铲一件;坑深1.9米的正中心,又有径、厚皆有30厘米的红烧土层,其上堆放一组石铲,排列颇有规律;在坑深2.05米的地方,再次发现呈圆形的烧土,直径42厘米、厚20厘米,上置数件石铲。这两个灰坑的周围没有发现柱洞痕迹,坑又较深,不适于居住,根据坑内烧土石铲放置情况,又不是窖藏,但其有斜坡式通道,可供上下,石铲在坑中排列有序,不是随意丢失,坑内石铲、烧土重叠数层,应是多次使用所致。有相当部分石铲被埋在地表2米以下的圆土坑内,这种灰坑与一般废弃坑有所不同。TC1H3也是圆形竖式坑,坑内含木炭较多,石铲层层叠压;TC1H2打破TC1H3,是椭圆形坑,周壁竖立大型石铲、石片护壁,坑内密集有序地竖立排列大型石铲及石片。在竖穴之处,也有成组的石铲按直立、斜立、侧放、平直等方式排列,直立都是铲柄朝下,铲刃朝上,一件挨一件互相紧贴,有的中间用小石铲间隔;有的围成圆圈或∪形。

那淋遗址,1973年秋发掘34平方米,出土石铲43件,文化层底部放置较精致的大型石铲,几件并排放在一堆,刃部朝天,石铲与石铲之间用废石铲或小石铲衬垫。中部有一件未经烧烤的三角形小泥盘,盘中放置一件精致的小石铲。

武鸣县太平乡葛阳村附近的塘灰岭发现,一组22件石铲排成一个椭圆形,刃部都朝上,柄部朝下,内底有一层灰烬和红烧土。

忻城县宁江三堆与水寨村之间的三堆遗址呈圆包状,每堆土中都有木炭和火烧土地,其中一堆在1.2米深处发现石铲10件,平置围成圆圈形,刃朝内,柄朝外,圆圈中间有火烧土;在深1.8米处发现一件平置于松土上的石凿。

隆安县乔建镇麻风坡遗址有一处长方形坑,坑壁贴着许多石铲,底层也摆着许多石铲;古潭乡内军坡遗址,有一处底径达8米的馒头状石铲堆积,堆放残碎石铲约4立方米。据发掘者彭书琳在考古工地统计,能分辨出柄、肩、腰、刃部位的有3438片,不辨其形的碎片6000多片。

以上遗迹既不是居住遗址,也不是墓葬,显然是祭祀活动场所。尤其是内军坡那种4
立方米的石铲堆积,残片石铲总数上万件,不能不令人想到四川三星堆的祭祀坑。

我们认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大石铲的出现,肯定与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关。象Ⅰ型石铲,大部分轻重适中,石料多为砂岩和石灰岩,与新石器时代其他磨制石器相同,应是农业生产用于起土的实用工具;Ⅱ型石铲,大部分正面光滑背面粗糙,正面的下部多为平刃,背面的下部多为弧刃,应是很理想的破土工具;Ⅲ型厜铲出现花肩,也只不过在与木柄接合增加捆绑的牢固方面有所改进而已。但是作为一种实用的农业工具的石铲,在使用过程中其作用越大也就越带有神秘性。农业祭祀摆设这类工具,用来祈年、拜日、报天,向大地祈求丰收。但到后来,祭祀用的石铲从生产用的石铲中分化出来,为取悦被祭祀的神灵,制作得越来越精致美观,越往后越追求形式美。以致到后来脱离生产实际,造出一些与实用绝缘的象征物来。那些用板岩、页岩或用玉石制作的石铲,形体特别硕大或特别短小,棱角特别分明,打磨特别光洁的石铲,显然不是实用工具,而是纯粹的祭祀用品。因此,桂南大石铲有一个从实用器到祭祀品的转化过程。而且在很长时间内实用器与祭祀品共世并存。实用石铲一直用作祭祀,但专门用于祭祀的石铲则不能用于生产,而是一种神器或权力重器。发现石铲特别集中的地段应是当时农业祭祀的活动场所。

四、大石铲是进入文明的标志

古代文明的发生与粮食生产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稻作农业成为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石铲便于翻土、深耕,是稻作农业发达的指示物。大石铲的大量也现,是当时农业经济发展及耕作技术进步的结果。使用大石铲的居民已过上相对长久的定居生活,开启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稻作农业。

稻作农业的发展已使一部劳动力解放出来,专门从事石铲制作之类的手工业。大批的、制作精美的石铲,只有专门手工业生产才有可能。

在采集、狩猎经济基础上产生不了文明。只有农业的不断发展和手工业专门化,社会分工促使社会分化,导至阶级产生,才由部落社会向酋邦社会转化,最终进入早期国家社会。

桂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社会相对独立和稳定发展,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少,文明进程具有自已的特征。Ⅲ型大石铲的花肩与牙璋的齿饰相似,似乎取代了中原地区这个历史阶段牙璋的地位,它们在祭祀坑中特定的排列、安置,也说了与牙璋有相近、相同的功用。

无论从石铲的社会功能、祭祀规模等方面考察,大石铲时期已也现了祭祀,某些石铲已成为专用礼制用品,社会成员已发生分化,表明以大石铲为特征的山坡遗址已是广西新石器时代的最下限,出现了社会复杂化现象,步入青铜时代的门槛。这么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必定要有人出来组织。而组织这些活动的人也必定有一定的权力,能控制方圆几十公里之内的人群。握有祭祀权力的人已凌驾于一般氏族成员之上了,成为酋邦的首领。最巨大的和最漂亮的石铲也可能是他们手中的专利品,是他们权力的象征。

由此可见,在左右江汇流处,在距今4000年前也许已存在一个活跃的文明古国,制作石铲的人群已走出野蛮社会,步入文明社会。

注 释:

安志敏:《一九五三年我国考古的新发现》,《考古通讯》1955年创刊号。

方一中:《扶绥同正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广西《文物博物馆通讯》1962年第1期。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训练班、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南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文物》1978年第9期。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隆安大龙潭新石哭器时代遗址发掘》,《考古》1982年第1期。

何乃汉:《崇左吞云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广西文物》1985第1 期。

谢日万:《隆安石铲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文物出版社,1995年6月,P229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南宁市博物馆:《广西先秦岩洞葬》第19~47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

蒋廷瑜、彭书琳:《桂南大石铲研究》,《南方文物》1992年第1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工作队等:《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98年第11期。

梁旭达:《靖西县那耀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年3月,189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6月,第106页。

覃义生、覃彩銮:《大石铲遗存的发现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

郑超雄:《忻城县三堆宋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8月,267页。

4)谢日万:《隆安石铲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文物出版社,1995年6月,229页。

(2009-02-18)

图片 1

隆安大龙潭出土的大石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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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水的各式石铲

图片 3

大石铲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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