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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畜起源,融入人类生活的

一月 18th, 2020  |  考古发现

发布时间: 2011/9/23 11:10:36 被阅览数: 次
中国的六畜可以分为两组:猪、狗、鸡和马、牛、羊。猪、狗、鸡常见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与定居农业生产方式相关;马、牛、羊多见于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与游牧生活方式有关。夏、商、周三代六畜逐渐齐备,表明东方定居农业文化与西来游牧文化的混合。猪是东亚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家畜,是定居农业文化的象征;马是游牧文化的标志,从青铜时代开始成为显贵的家畜。六畜概念始见于春秋战国时代文献,猪和马的相对重要性意味着定居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的消长。一南起甑皮岩,北到兴隆洼,西自仰韶,东到龙山,东亚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遗址中几乎均有猪骨出土。用猪或猪下颌骨陪葬不仅具有宗教意义,亦是财富和政治权威的象征,说明猪在东亚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中均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猪骨和玉器一样是东亚新石器时代最宝贵的陪葬物品,这种格局到青铜时代才改变:青铜礼器和马分别取代或部分取代了玉器和猪的地位。
野猪与粟一样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及其附近岛屿,遗传学研究表明,欧洲与东亚的家猪有明显的不同,分别起源于西亚和东亚,欧洲和南亚亦可能是家猪的起源地之一。研究表明,东亚家猪和野猪可追溯到同一世系,可推断出湄公河流域是驯化中心,然后分别向西北和东北方向分布。兴隆洼人猪合葬意味深长,野猪特征明显,可能是正在驯化中的动物。新石器时代人类陪葬或祭祀一般用家畜,绝少用野兽。
狗被认为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源于野狼已得到公认。青铜时代以来,欧亚大陆中、西部的犬跟随印欧人进入了东亚,因此现代东亚犬表现出更丰富的遗传多样性。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武安磁山和河南省新郑裴李岗、陕西省西安半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出土过狗的骨骼或陶狗。舞阳贾湖已有龟、犬陪葬,大汶口、龙山文化中犬龟陪葬普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养鸡的国家。江西万年仙人洞和陕西半坡遗址中发现了原鸡的遗骨,说明原鸡在长江和黄河流域都有分布。河北省武安磁山、河南省新郑裴李岗、山东滕县北辛遗址等都有鸡骨出土,可能是家鸡。甲骨文有“鸡”字,为“鸟”旁加“奚”的形声字;殷墟发现有作为牺牲的鸡骨架。红原鸡分布于中国、印度、缅甸、菲律宾等国家,2004年多国科学家公布了红原鸡基因组图谱。达尔文提出家鸡(Gallusdomesticus)源于红原鸡(Gallusgullus)已被证实。
猪、狗、鸡和人一样是杂食动物,特别容易和人类建立亲密关系。它们的驯化与人类的自我驯化大体同步,也就是说人类在驯化它们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驯化。有了这些畜禽,人类才逐渐放弃狩猎采集,进入生产经济时代。鸡为“五德之禽”:鸡头有冠,是文德;足有距能斗,是武德;敌前敢拼,是勇德;有食呼同类,是仁德;守夜报晓,是信德。老子的理想世界是“鸡犬之声相闻”;孟子的治国方略是“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鸡豚狗彘”与东亚定居农业生活方式密不可分。二山羊和绵羊骨骼经常同时出现在西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扎格罗斯山脉及其附近地区可能是山羊和绵羊的最早驯化地,西亚大约在1万年前就已经放养山羊了。东亚养羊与西亚相比大约晚了5000年。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存中都没有羊的骨骸,数百处经科学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大约有五十处有羊骨或陶羊头,羊在东亚新石器时代混合农业经济中可以忽略不计。进入青铜时代后,从新疆到中原,羊的数量明显增多,齐家文化和殷墟遗址中均有完整的羊骨骼出土。商代西北羌人以养羊为业,周代中原养羊亦蔚然成风。
新石器时代羊主要是食用,青铜时代羊毛日显重要。大约公元前1000年西亚发明了铁制羊毛剪,加速了对羊毛的开发利用。羊是财富的象征,羊毛被称之为软黄金,金羊毛故事广为流传。东亚较早利用羊毛制品的是北方或西北游牧民。新疆出土青铜时代毛制品,与中亚毛纺织传统一脉相承。中国以丝绸和布衣着称,羊毛衫、毛裤到20世纪才普及。
从河姆渡到兴隆沟,东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牛骨多为水牛骨骼,不止一种,均为野生。黄牛与绵羊、山羊生态习性相近,是新石器时代西亚、中亚的主要家畜,在东亚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到了青铜时代,黄牛才在东亚大量出现,距今约4000年的甘肃大何庄遗址、秦魏家遗址齐家文化层中出土的黄牛骨骼是典型代表。黄牛与山羊一样经历了大致相同的驯化和传播过程。
家马的野生祖先主要分布于欧亚草原的西端。乌克兰和哈萨克草原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中大量马骨的出土,显示了从野马到家马的驯化过程。波台是一处特殊的铜石并用时代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三十余万块,其中99%是马骨。此后三千余年的历史证明中原并不适合于养马,从未培育出优良的地方马品种。大量车马坑的发现表明中原确系马的“葬身之地”。但从马的分布来看,中原一直是“贫马”地区。
马车特指青铜时代流行于欧亚大陆的一种有辐两轮轻快马拉车,主要用于战争、狩猎、礼仪和比赛,也普遍用来陪葬。这类马车在西亚、中亚和东亚均有出土,不仅基本形制相似,而且许多细节相同,充分表明它们有共同的起源,不太可能是独立的发明。安阳马车可能是最先进的:轮径最大,轨距最宽,车厢最大,时代较晚。
牛羊是游动的财富,是游牧民的衣食之源;马使游牧生活如虎添翼,有了纵横欧亚大陆的可能。牛、马、羊是草原游牧业的基础:与猪、狗、鸡不同,牛、马、羊均可挤奶,而奶或奶制品使游牧生活成为可能。游牧民族横跨欧亚大草原具有军事上的优势,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马。“胡儿十岁能骑马。”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游牧民就是一种半人半马怪。马是草原游牧生活方式或游牧民族的标志。三人类与家养动物实质上是一种共生关系:人类在帮助动物生存的同时充分利用动物改善自己的生存。假如没有家养动物,人类将长期处于史前或原始状态。家养动物史实质上是人类文化史的缩影,中国家养动物的起源和引进反映了中国文化的进程。民族动物学研究民族与动物的关系,探讨不同民族对动物的不同利用方式和认识,是理解中国文化形成的重要视角。
东亚新石器时代是相对单纯的定居农业文化时代。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标志着东亚新石器文化的顶峰。玉猪龙是红山文化的象征,大型玉猪是凌家滩文化的标志。猪是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家畜,不仅是最重要的肉食来源,在精神生活中亦占有重要地位。玉帛古国是古人对远古的回忆,桃花源是文人陶渊明的想象。
夏商周三代是六畜逐渐齐备的时代,青铜与马、牛、羊的到来标志着东亚进入了青铜时代。马、牛、羊是东亚社会复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否则东亚很难出现相对统一的中央王朝。商周时代牛、羊、马常用于祭祀活动。《礼记·王制》云“大夫无故不杀羊”,大夫虽是贵族仍属于食豕族,没有权利无故宰杀牛、羊。
战国时期秦国变法以耕战为国策,尚武好战文化占上风,霸道盛行而王道衰微,猪的地位下降成为必然现象。秦汉时代牛耕普及,猪在农业生产上不如牛,在战场上不如马,地位明显下降。加上驯化后多被阉割,力大豪勇的特征消失,猪崇拜逐渐消逝。
马是游牧民族的象征,无“马”不成族。4000年前的东亚无马亦无游牧。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牛、羊、马陆续传入东亚,西北、北方、东北游牧才有可能。《竹书纪年》云:“商侯相士作乘马,遂迁都于商丘。”商代逐步演变为主要用牛、羊和马进行祭祀,大量马、牛、羊做牺牲比起单纯用猪做牺牲更能反映出等级制度。殷墟车马坑和人马合葬墓的发现表明马在商代非常重要。《史记·殷本纪》云:“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良马来自西方,是商、周公认的珍宝,在周灭商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周代养马盛况空前。相传穆天子西游,造父驾车,八骏奔腾。先秦时代有相马出名的伯乐。马八尺以上为龙,龙马或天马信仰源于先秦,盛行于汉唐。秦国祖先非子养马出身,又位于适合养马的西北地区,战车与骑兵遂成优势,嬴政凭此统一中原建立秦帝国。游牧文化占了上风,马雄居六畜之首。《史记·乐书》载汉武帝时《天马歌》列为郊祀之歌:“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河出马书,洛出龟图,河书洛图是河洛文化的象征。天龙地马,龙马并称,真龙天子必有骏马相随。唐代是游牧与农耕文化交相辉映的朝代,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爱马,都来自塞外。
中国文化从青铜时代开始就是一种高度混合的文化。六畜兴旺是中国人的企盼,亦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很少有一个国家能做到六畜兴旺:马、牛、羊占上风,猪、狗、鸡仍然存在。中国文化就是此类混合文化的典型代表。(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易华)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线 编辑:Jina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 马
家马的野生祖先主要分布于欧亚草原的西端。现在的乌克兰和哈萨克草原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马骨。位于哈萨克草原北部的波台地区,是一处特殊的铜石并用时代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三十余万块,其中99.9%是马骨。但这些马主要是用于食用、祭祀和骑乘,胆后来马又马至少部分是家马。马介入文化,大概从有了原始部族战争开始,一直延续了几千年。早期,是以驾驭战车出现,到了战国,出现了“骑射”,后来发展成了骑兵,秦国就有强大的“马军”,汉代有了步兵,但当时的骑兵也驰骋大漠,令匈奴人闻风丧。,成了战将的坐骑,冲锋陷阵,所向无敌,跨马夺天下的元代就是个
范例。可以说,马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国家历史兴衰隆替的见证者、参与者。
马的驯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科学家通过对10个不同时代和地方的191匹马的线粒体基因组进行研究,得出了家马是多地区或多次驯化的假说。例如内蒙古赤峰地区大山前和井沟子遗址青铜时代的9匹家马的线粒体基因组与东亚、中亚、近东、欧洲等地家马的线粒体基因组序列进行系统发育网络分析,显示9匹古马并没有聚集在一个聚簇中,而是分散在具有一定地理分布倾向的现代家马聚簇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家马起源的复杂性。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牛羊马是流动的财富。牛羊可以挤奶、食用,而马使游牧生活如虎添翼,游牧民族横跨欧亚大草原具有军事上的优势,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马。
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温庭筠 羊
山羊和绵羊骨骼经常同时出现在西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位于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扎格罗斯山脉及其附近地区可能是山羊和绵羊的最早驯化地。科学家进一步确证了西亚大约在一万年前已经放养山羊了。
东亚养羊与西亚相比大约晚了五千年。西安半坡遗址中的“绵羊”标本很少,也不能确定是家羊,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陶羊头可能是羚羊,苏门羚是河姆渡遗址出土的61种动物中唯一的羊亚科动物。在新石器时代羊在农业中所占的比例不大,进入青铜时代后,从新疆到中原羊的数量明显增多。在甘肃齐家文化和殷墟遗址中均有完整的羊骨骼出土。羊在青铜时代人们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明显增高。商代西北羌人以养羊为业;周代中原养羊已经非常普遍。
山羊和绵羊是不同的物种,在驯化的初期就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都是由至少两个亚种分别驯化而来。欧洲,非洲,南亚和中亚的绵羊和山羊可能来源于西亚。西亚及其附近地区如巴基斯坦被公认为山羊或绵羊的原始驯化地或次级驯化中心。
新石器时代羊主要是食用,青铜时代羊毛日显重要。进入青铜时代之后,西亚一些遗址中的纺轮逐渐增多,剥皮工具却有所减少;山羊和绵羊的比例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意味着羊毛逐渐成了重要纺织或编织原料。东亚较早利用羊毛制品的是北方或西北游牧民。新疆出土青铜时代毛制品,与中亚毛纺织传统一脉相承,而在中国的中原地带,“羊大为美”,羊在很长一段时间用作祭祀的牺牲。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刘长卿 狗
狗被认为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不仅是人类天生的朋友,也是肉食来源之一。
家狗源于野狼已经得到公认,但驯化的时间和地点却没有定论。家狗源于大约15000年的东亚。另外科学家发现犬与东南欧狼有亲缘关系,并且推断至少欧洲犬起源于欧洲狼,有12000~17000年的化石作为证明,支持犬的多地
狗区独立起源说。通过来自欧洲、西南亚、西伯利亚、东亚、非洲和美洲的10只公狗Y染色体研究表明世界上的犬源于至少五个不同的狼群。狗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分布异常广泛,还可以和狼回交,不大可能起源于一时一地。青铜时代以来欧亚大陆中、西部的犬跟随印欧人进入了
东亚,因此现代东亚犬表现出更丰富的遗传多样性。
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武安磁山,河南省新郑裴李岗、舞阳贾湖,浙江省余姚河姆渡,陕西省西安半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出土过狗的骨骼或陶狗。舞阳贾湖已有龟、犬陪葬,大汶口、龙山文化中犬与龟陪葬普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太平洋沿岸地区流行龟祭和犬祭风俗。
在东西方文化或游牧与农耕民族文化中犬或狗具有迥然不同的意义。语言学研究亦可得出类似的结论,犬是印欧语和阿尔泰语中对狗的称呼。农耕与游牧民族对狗或犬的态度明显不同:直到最近狗仍然是部分日本、韩国和中国人的肉食来源之一,这在游牧民族或印欧人看来是绝对不能理解的。
将牛何处去,耕彼故城东。——元结
水牛可能起源于南亚,而黄牛很可能来自西亚。从浙江余姚河姆渡到内蒙古赤峰兴隆沟遗址,东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牛骨多为水牛骨骼,不止一种,均为野生;家养水牛很可能是公元前一世纪从南亚引进的,中国南方的水牛犁耕技术很可能是受北方黄牛耕作技术影响所致。
母乳喂养是自然天性,而喝畜奶却是文
牛化。另一项与游牧生活方式有关的技术是挤奶。西亚和中亚农民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挤奶,而东亚农民则很不习惯挤奶,这有生物学和文化上的原因。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是农耕文明,作为六畜之一的牛,在农耕文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在华夏文明的初始时期,牛的身
影就相当活跃。殷墟中的甲骨文除了刻在龟甲上之外,大多数都是刻在牛胛骨上的。也就是说,生前在黄土地上力耕的牛,死后又用它们的骨骼承载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而且据文献记载,华夏民族的始祖炎帝即是“人身牛首”,这足以说明牛在先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我们现在来看,炎帝部落中极有可能存在着牛首图腾。由于牛在农耕文化中的重要作用,一直受到先民的尊崇和顶礼膜拜,以致于后来它在中华文化中充当了更为重要的角色,成为庙堂祭祀中不可或缺的牺牲。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陆游 猪
养猪是东亚定居农业生活的传统,无“豕”不成“家”说的就是猪的重要性。在广西桂林的甑皮岩遗址、内蒙古赤峰兴隆洼、河南三门峡仰韶文化、山东济南龙山文化,东亚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遗址中几乎均有猪骨出土。用猪或猪下颌骨陪葬不仅具有宗教意义,也是财富和政治权威的象征,说明猪在东
猪亚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中均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猪骨和玉器一样是东亚新石器时代非常宝贵的陪葬物品,这种格局到青铜时代才改变:青铜礼器和马分别取代或部分取代了玉器和猪的地位。
甑皮岩遗址出土的猪骨骼有争议。有专家认为野猪也是可以牧养的,甑皮岩的猪可能是驯化初期的猪。兴隆洼人猪合葬意味深长,野猪特征明显,可能也是正在驯化中的动物。新石器时代人类陪葬或祭祀一般用家畜,绝少用野兽。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动物骨骼部分被确认为是家猪,也是中国最早的家猪实例之一。大约八千年前河北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猪骨可以确定是家猪。日本和朝鲜半岛亦有野猪分布,与家猪亲缘关系密切。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均表明东亚诸民族具有养猪的传统。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孟浩然 鸡
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养鸡的国家。江西万年仙人洞和陕西半坡遗址中发现了原鸡的遗骨,说明原鸡在长江和黄河流域都有分布。河北省武安磁山、河南省新郑裴李岗、山东滕县北辛遗址等有鸡骨出土,可能是家鸡,是目前世界最早记录。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
鸡中常有鸡骨或陶鸡出土,鸡可能是唯一的家禽。甲骨文有鸡字,为“鸟”旁加“奚”的形声字;殷墟发现有作为牺牲的鸡骨架,鸡为六畜之一。家鸡源于红原鸡,红原鸡分布于中国、印度、缅甸、菲律宾等国家。达尔文提出家鸡是
由红原鸡驯化而来,这已被线粒体DNA研究证实。一般认为西亚或西方家鸡源于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化。印度和中国不约而同地驯养鸡是可能的。
猪、狗、鸡和人一样是杂食动物,特别容易和人类建立亲密关系。它们的驯化与人类的自我驯化大体同步,也就是说人类在驯化它们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驯化。有了这些畜禽人类才逐渐放弃狩猎采集,进入生产经济时代。鸡为“五德之禽”。鸡为“五德之禽”:鸡头有冠,是文德;足有距能斗,是武德;敌前敢拼,是勇德;有食呼同类,是仁德;守夜报晓,是信德。老子的理想世界是“鸡犬之声相闻”;孟子的治国方略是“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鸡豚狗彘”与东亚定居农业生活方式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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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对传统中国来说,几乎就是一个殷实之家的标志。六畜,基本没有争论,《现代汉语词典》中为:猪、牛、羊、马、鸡、狗。我们的祖先早在远古时期,根据自身生活的需要和对动物世界的认识程度,先后选择了马、牛、羊、鸡、狗和猪进行饲养驯化,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成为家畜。六畜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里各司其职,各有所长,牛耕田、马负重、羊祭祀、鸡报晓、犬守夜、猪宴宾。六畜融入人类的农业生产和农家生活中,并深刻影响着人类农业文明的发展。而在今天,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六畜基本卸下当初的生产生活职能,但在动物中,六畜依然与人类保持着亲密关系,并继续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发挥着作用。
绘 图:刘念内容整理:何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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