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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底沟文化彩陶向北南的流传,庙底沟文化在江南的踪影

十月 4th, 2019  |  学术课题

说陶话彩(9)

摘要: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传播浪潮,以它所在的晋、陕、豫一带的中心区作为源头,波及东南西北四方。庙底沟文化还对长江上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强大的推力,在那里也发现了同样传统的彩陶遗存。庙底沟彩陶向西向南的传播,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的传播,也是一种认知体系的传播。随着彩陶的播散,我们看到了一种大范围的文化扩展,这种扩展的意义与作用,大大超过了彩陶自身。

    ——由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出土“西阴纹”彩陶说开去

关键词:彩陶;纹饰演变;庙底沟文化;传播

   
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自发现之初,就曾引起过广泛关注。在最近出版的《澧县城头山》专著中,全部的发掘收获披露无遗,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信息。承发掘者的厚意,惠我4巨册的发掘报告与研究集,这般的厚重,用如获至宝来形容并不算过分。
   
翻看报告时,有一幅熟悉的彩陶图片映入眼帘。如果是在中原,这件彩陶并无了得之处,可它是城头山的发掘品,可以算得上是至宝中的上品。这是一件在黄河中游地区见惯了的典型的庙底沟文化彩陶,它是如何出现在江南洞庭左近的城头山遗址的呢?
   
这件彩陶标本编号为H210:3,出自灰坑,定器名为“盆”,为14件A型Ⅲ式盆中的一件,其实可能称为钵更确切一些。发掘者有这样简略的描述:“口及上腹饰弧连三角形(花瓣形)黑彩,并以窄条黑彩带镶边。口径24.4、底径8.8、高9.8厘米”(原图四五五,3;彩版四五,2)。从彩图上看,色彩有剥落,不过由墨线图的描绘看,纹饰构图清晰。
   
我依照着墨线图和彩图,将这件彩陶的纹饰展开。这是一件中原地区常见的典型的地纹彩陶,是在红陶钵上腹部,以黑彩作衬底,空出弯角状的红地作为主体纹饰。图案构图作二方连续式,纹饰沿器腹作四分布列,均衡对称有序,循环往复无穷(图9-1)。

庙底沟文化彩陶奠定了中国史前艺术发展的基础,也是史前艺术发展的一个顶峰。庙底沟文化彩陶向四周播散,开创了一个灿烂的彩陶时代。在与庙底沟文化同期的周围诸考古学文化中,都发现了彩陶,这些彩陶受到了庙底沟文化彩陶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庙底沟文化扩散与传播的表现,不仅是彩陶纹饰的传播,也表现在彩陶器形的传播,表现为一种高度的文化认同。庙底沟文化彩陶在播散出去的过程中,有传承,也有变改。有时这种改变虽然在形式上比较明显,但在纹饰构图上却能看出一脉相承的联系,表明庙底沟文化彩陶影响之深远。周边文化在接纳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传人时,除了直接地传承以外,也适当作过一些变改。我们由这样的改变可以看到,彩陶在形式上略有区别,但内涵是相同的,这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的传播,也是一种认知体系的传播。随着彩陶的播散,我们看到了一种大范围的文化扩展,这种扩展的意义与作用,其实大大超过了彩陶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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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传播,如大潮涌动,以它所在的晋、陕、豫一带的中心区作为源头,潮流所向,波及东南西北四方。庙底沟文化彩陶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是一种明确的文化传播。甘肃境内既有仰韶早中期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分布,又有仰韶晚期文化发现,在青海东部也有仰韶中晚期文化遗存发现。由这些发现看,甘肃及青海东部地区在距今6000年前左右,就已经是仰韶文化的分布区域。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因为地近关中区域,所见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彩陶更是与晋、陕、豫没有明显区别。如大地湾庙底沟文化阶段彩陶中的图案化鱼纹、花瓣纹、西阴纹、单旋纹和双旋纹等,都与中原所见完全相同,难分彼此(图1)。

   
发掘者将这件标本的时代归入大溪文化二期,同一期也出土了一些典型的大溪文化蛋壳彩陶。发掘者当然也明确提到“本期少量彩陶图案明显具有中原仰韶文化特征”,指的便是这件“花瓣形图案”彩陶。无论是器形或是纹饰,它都是一件典型的庙底沟文化彩陶。我与发掘者的看法略有不同,觉得它的纹饰并不属于所谓的花瓣形,而是一种地纹式的弯角状纹,也就是李济先生曾称作的“西阴纹”。
   
庙底沟文化典型的地纹彩陶弯角状纹,一般是周围以黑彩作衬地,空出中间的弯角。它的构图均衡洗练,图与器结合恰贴,时空特征都非常明确。它因为较早发现于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而引起李济先生的注意,他特地称之为“西阴纹”(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1927年)。这其实是后来发现数量很多的一种纹饰,一般作为直口或折腹钵沿外的装饰,都是采用二方连续的构图方式。这种彩陶分布的范围也很广,是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代表性纹饰之一(图9-2)。

在往更西部区域的传播过程中,彩陶的器形与纹饰基本上没有明显变化,在青海民和县藏族和循化县撒拉族聚居区等地发现的同期遗存,甚至也可以直接划入庙底沟文化系统,这是中原远古文化对周边地区影响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1]。庙底沟文化时期中原文化的强大张力,由这一层面看,表现得非常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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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彩陶纹饰的类比上,我们很容易找到传播的证据。如在青海民和胡李家出土的垂弧纹和排弧纹彩陶,与河南陕县庙底沟和甘肃秦安大地湾所见的同类纹饰非常接近[1]。民和阳洼坡发现一例与圆形组合的叶片纹彩陶[2],叶片较为宽大,圆形中填有十字形(图2)。阳洼坡的发现非常重要,它应当是后来马家窑文化类似纹饰出现的起点。在秦安大地湾遗址后庙底沟文化彩陶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叶片纹变化的轨迹。在一些彩陶上,原来的叶片纹与圆形组合发生了角色互换,圆形增大变成了主要单元,叶片已经明显变成了次要的单元(图3)。这个变化的结果,就是马家窑文化流行的四大圆圈纹的出现。圆圈纹加大了,叶片纹扭曲后变成了圆圈之间连接的纽带,构成新样式的旋纹。马家窑类型流行的旋纹,作为旋心的圆圈纹到半山时期逐渐增大,到马厂时期演变为四大圆圈纹,成为非常流行的主体纹饰。马家窑文化彩陶上旋纹的演变,前期多见旋式四圆圈纹,后期则是折线与四圆圈纹组合或纯四大圆圈纹。马家窑文化前后三期彩陶的中心主题相同,但在构图上有明显的变化,变化的脉络是小圆圈旋纹一大圆圈旋纹一大圆圈纹,最终的构图形式是四大圆圈纹。这是甘青史前彩陶演变的一条主线,叶片纹与圆圈纹组合一旋纹圆圈纹组合一折线大圆圈纹组合一四大圆圈纹,这是黄河上游地区前后相续一脉相承的彩陶纹饰主题元素,也是主要的演变脉络(图4)。过去许多研究者讨论过马家窑文化的来源,认为它是中原仰韶文化在甘青地区的继续和发展,由彩陶的比较看,其实就是庙底沟文化的继续和发展,只是这种发展已经有了相当的改变。

   
这种“西阴纹”彩陶在其它庙底沟文化遗址发现数量不少。在晋南地区,永济石庄、芮城西王村和河津固镇遗址都出土过一些“西阴纹”彩陶钵(图9-3)。其实“西阴纹”彩陶安特生1921年在渑池仰韶村遗址发掘时就有发现,当初只见到这种纹饰的碎片,所以没有人特别注意它。翻检仰韶村遗址最初的发掘资料,确定至少有3件彩陶可以认定为“西阴纹”。在豫西除了仰韶村遗址以外,还有陕县庙底沟遗址也出土数件“西阴纹”彩陶。在关中地区,“西阴纹”彩陶在渭南北刘、长安客省庄、长安北堡寨、扶风案板、宝鸡福临堡、和华县泉护村等遗址都有发现(图9-4)。在陇东地区“西阴纹”彩陶集中发现于秦安大地湾遗址,纹样变化较多(图9-5)。在长江中游以北的湖北枣阳雕龙碑遗址二、三期文化也发现数件“西阴纹”彩陶,器形有钵也有罐(图9-6)。

西部新石器文化中也见到一些双瓣式花瓣纹彩陶,青海民和阳洼坡和胡李家遗址都有发现。所见双花瓣构图与庙底沟文化相似,都是以弧边三角作为衬底,以地纹方式表现。不同的是,叶片都绘得比较宽大,而且叶片中一般都绘有中分线,中分线有时多达三四条(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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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瓣式花瓣纹在甘青地区也有发现,除了秦安大地湾,也见于民和阳洼坡和胡李家遗址。阳洼坡的一例四瓣式花瓣纹,在花瓣合围的中间绘一纵向的叶片纹,构图与中原庙底沟文化大体相同。胡李家的一例则是在花瓣合围的中间绘三条平行线,象是扩大了的横隔断。胡李家的另一例四瓣式花瓣纹最有特点,花瓣绘得非常工整,整体作倾斜状,构成一个独立的单元,构图非常标准,与中原的发现没有什么分别。在花瓣单元彼此之间,还采用宽大的叶片纹作连接(图6)。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叶片纹为主的二方连续图案,花瓣纹是组合中的一个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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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青地区虽然很少典型多瓣式花瓣纹发现,但变体的纹饰还是有的。在民和胡李家,有类似六瓣花的花瓣纹彩陶,六瓣花以独立的单元出现,单元之间有垂直平行线作隔断,纹饰绘得非常工整。在民和阳洼坡,也有这样以单独形式出现的六瓣花的花瓣纹彩陶,花瓣中间有垂直平行线将六瓣花分隔为左右三瓣。这样的花瓣纹虽然有了很大变化,而且附加有其他一些纹饰作为组合元素,但在构图的风格还是体现有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影响(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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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新石器文化中发现的这些史前彩陶,从器形、构图到色彩都非常典型,这些彩陶大多属于庙底沟文化时期,或者具有明显的庙底沟文化风格。器形多为深腹盆类,泥质红陶,多以黑彩绘成。类似彩陶在青海东部乃至腹心地带发现,这表明由中原到西北的彩陶文化通道在公元前4000年以前便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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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黄河上游地区向南观察,彩陶对南部长江流域影响也非常强烈。由西北到西南,横断山区北部及邻近地区都有一些彩陶发现,从中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留下的证据。这表明庙底沟文化彩陶在向西传播的同时,也向南部传播,影响进入长江上游地区。

    我在不久前研究庙底沟文化彩陶“西阴纹”时,曾这样写道:

依近年的发现研究,黄河彩陶文化明确传播到嘉陵江上游和邻近成都平原的岷江上游地区。庙底沟文化彩陶传播到西北以后,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由仰韶文化晚期(或称石岭下类型)过渡到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渊源于庙底沟文化,以弧边三角作衬底的旋纹是两个文化一脉相承的主体纹饰。黄河上游的庙底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彩陶,都先后影响了长江上游地区远古文化的发展,密切了两河之间的文化联系。

   
“西阴纹”的地域分布,限于晋南、豫西、鄂西北、关中、陇东地区,没有传播得更远。这一类彩陶的年代接近,除了那些零星的发现不能准确作出判断以外,由一些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遗址看来,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庙底沟文化,少数属于受庙底沟文化明显影响的外围文化。
   
我们认定“西阴纹”是一种地纹彩陶,它的图案要素是以四周涂色,映衬出中间的弯角状纹饰。弯角状纹饰的轮廓有长短和宽窄之分,窄长者弯角较尖,宽短者则弯角较钝。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这弯角形几乎全是宽头在左,尖头在右,按逆时针方向排列。这个程式几乎没有被破坏过,至今还没有发现相反的情形。
   
弯角状彩陶纹饰的绘制在庙底沟文化时期应当已经确定了程式化标准,它不是陶工们可以随意发挥任意描绘的纹饰。
对于各式构图的弯角状纹彩陶的年代,现在还不能有明确的判断。由华县泉护村的发现看,纹饰中不加圆点和分割线的弯角状纹彩陶年代可能早一些,反之则比较晚一些(《彩陶“西阴纹”细说》,待刊)。

近年的发现表明,黄河上游彩陶向长江流域的南传,是由甘肃南部经嘉陵江上游到达岷江上游地区,然后直抵拒长江干流不远的大渡河边,南传开始的时间很可能不晚于庙底沟文化时期。在嘉陵江支流白龙江一带发现包含彩陶在内的庙底沟文化及后庙底沟文化遗存,如甘肃武都大李家坪就出土了一些这时期的彩陶,其中就有鱼纹[2]。当然由于陶片较为破碎,纹饰仅存鱼尾和鱼腮局部,发掘者也没有辨别出来(图7)。甘肃西南发现鱼纹彩陶的地点还有陇西二十里铺、西和宁家庄和礼县石嘴村、黑土崖和高寺头[3]。宁家庄见到的一件鱼纹彩陶,仅存鱼腮与身的接合部,复原的纹饰为无眼的典型鱼纹。黑土崖也有一件典型鱼纹残陶片,鱼身可能稍长一些。黑土崖的另一例鱼纹彩陶所绘为无头鱼纹,在本来为鱼头的位置绘着黑白对称的弯角弧形几何纹,复原的纹饰与秦安大地湾见到的同类鱼纹相同。又见高寺头也见到一件与黑土崖这件纹饰非常接近的彩陶片,也可能两者就是同一件,在有些论著里被混淆了。这几例无目与无头鱼纹,与秦安大地湾所见雷同(图8)。黑土崖还有一例彩陶片绘有简体鱼纹,纹饰仅存鱼纹尾身接合部(图8,下)。这几例鱼纹因为陶片过于破碎,在原报告中大多没有判明。

   
现在又有了城头山的发现,上面的有些结论必须有所修正。新的发现说明“西阴纹”的影响已经大大超出黄河中游的周边地区,也并不是仅见于相关的大仰韶系统的文化中。
   
对庙底沟文化“西阴纹”彩陶纹饰的来源问题,张朋川先生有过一个推测,他认定弯角状纹饰是侧视鸟形的简化形式,他还画出了鸟纹由具象到抽象的演化图示(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159页,插图83。文物出版社,1990年)。由华县泉护村的地层证据看,最具象的鸟纹与抽象的弯角状纹饰其实是共存的,在发掘者划定的属于庙底沟文化的三个时段中,抽象的弯角状纹饰与具象的鸟纹都是共存的,看不出彼此之间存在什么联系。更重要的是,在秦安大地湾遗址的发掘中,发现弯角状纹其实最早确实是出现在半坡文化时期,标准的地纹弯角状纹饰普遍见于彩陶盆的沿面装饰,这种沿面装饰其实已经具有二方连续的构图特点。在秦安大地湾和临潼姜寨遗址相当于半坡文化晚期的彩陶上,都有地纹表现的弯角状沿面装饰。除了用作沿面装饰,弯角状纹饰还被用到其他比较复杂有纹饰组合中,是相当定型的纹饰单元。其实以地纹方式描绘的二方连续弯角状纹饰彩陶,在庙底沟文化之前就已经出现。在秦安大地湾和芮城西王村遗址早于庙底沟文化的地层中,各发现一件标准的弯角状纹饰彩陶,无论是器形还是纹饰构图,与庙底沟文化没有什么区别(图9-7)。有理由认为“西阴纹”彩陶最早应当出现在半坡文化晚期,当然它的普及还是在庙底沟文化时期。

在这一带发现鱼纹彩陶的同时,还见到一些圆圈纹与叶片纹彩陶,也都是庙底沟或后庙底沟文化风格。如四川茂县波西遗址见到的一例圆圈纹彩陶片,我采用两种构图复原,一种为双点穿圆式,一种为纯圆圈式,都属于庙底沟文化风格(图9)[4]。此外在一些地点还出土了双瓣式花瓣纹彩陶,武都大李家坪就见到两例,纹饰绘在同类的深腹盆上,叶片较为肥硕,中间也都绘有中分线(图10)。甘肃武都往南,在四川茂县的营盘山也意外见到几例双瓣式花瓣纹[5],叶片中也绘有中分线,可知这样的花瓣纹与大地湾和大李家坪属于同一类,时代可能也相差不远。这里还发现一例作双层排列的双花瓣纹,为它处所不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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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岷江上游的理县箭山寨、茂县营盘山和姜维城遗址发现了典型的马家窑文化彩陶。有可能彩陶的影响是由川西山地南下进入横断山区,丹巴县罕额依和汉源县狮子山遗址发现的彩陶便是南传的重要证据。茂县营盘山发现一件马家窑文化风格旋纹彩陶,构图介于双旋纹和叶片纹之间,绘制较为精细(图11,下)。

   
现在看来,这“西阴纹”虽不一定与鸟纹有什么关系,它也一定是一种具有特别意义的纹饰。目前要作确切的解释还为时过早,不过它的重要性我们还是隐约可以感觉得到的。由庙底沟文化的发现看,小型直口或敛口的陶钵,是二方连续构图“西阴纹”的固定装饰体。这种陶钵,是一种日常使用的食器。城头山的这种陶钵与庙底沟文化的一样,也应是食器,发现数量不少,当然饰有“西阴纹”的陶钵只见报道一件,但这一件所提供的信息已是非常丰富了。
   
城头山遗址的“西阴纹”彩陶,与庙底沟文化之间一定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显然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不管这种传播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在没有进一步分析测定之前,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件彩陶是直接由黄河中游传入的,姑且就认作是城头山人按照庙底沟人的蓝本制作的,那城头山人一定是见过这蓝本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设想递进传播的可能性,不过城头山彩陶所见的“西阴纹”属于年代稍早的结构简练变化较小的一种,那表明这种传播发生的时代可能较早。从年代上看,城头山遗址大溪文化二期的年代大致在接近距今6000年左右,与庙底沟文化前期年代相当。再由处在中程位置的出土较多“西阴纹”彩陶的枣阳雕龙碑遗址看,二期文化的年代也是接近距今6000年。这样看来,假设的“西阴纹”彩陶的递进传播,可能是发生在6000年前。那传播的路线,则应是由豫西经豫西南到鄂西北,再经江汉进入洞庭湖周围。
   
由彩陶的发现看,庙底沟文化的影响,一定是越过了大江,到达了遥远的江南。过去在长江南岸的一些遗址,曾经出土过有明显庙底沟文化风格的彩陶,如枝江关庙山遗址的花瓣纹彩陶豆,器形虽不是庙底沟文化惯常见到的那种深腹盆,而是高柄的豆,说明这彩陶是在当地制作的。还有黄冈螺蛳山遗址的旋纹彩陶罐,无论器形与纹饰都是庙底沟文化的风格。安徽肥西古埂遗址虽然地处江北,出土的花瓣纹彩陶片也带有明显的庙底沟文化色彩。这些发现虽然较为零散,但足以证明庙底沟文化彩陶的扩散力度是非常强劲的。
   
庙底沟文化彩陶影响之大,传播之广,现在是看得越发清晰了。它北抵大漠,西及河湟,东至泰岳,对江南的影响也是全面的。也许以后在江南会寻找到更多的庙底沟文化的踪影,它们也一定会告诉我们这些证据后面的真实文化背景的。

庙底沟文化彩陶向西特别是向西南的传播,将黄河文化传统带到长江上游区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庙底沟文化若干类彩陶纹饰的分布范围,远远超越了这个考古学文化自身的分布范围,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强大的推力,将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影响播散到了与它邻近的周围的考古学文化中,甚至传播到更远的考古学文化中。对于这样的推力,我认为可以用“浪潮”这样的词来描述,彩陶激起的浪潮一波一波地前行,一浪一浪地推进,它将庙底沟文化的艺术传统与精神文化传播到了更广大的区域,也传播到了岷江上游地区。

(责任编辑:高丹)

这样看来,甘南至川西北茂汶一带的岷江上游地区,至晚在公元前4000年的年代已经纳入到黄河文化的强烈影响区域。来自黄河文化的影响,相信对成都平原史前文化的发展也产生过某种推力,只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在考古上找到有力的证据来说明。

注释:

[1]作者曾经到这一带作过田野调查和发掘,有最直接的感受。

[2]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甘肃武都县武都大李家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3集。

[3]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西汉水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4年6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西汉水流域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

[4]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县波西遗址2002年的试掘》,《成都考古发现》(2004),科学出版社,2004年;陈剑:《川西彩陶的发现与初步研究》,《古代文明》第五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

[5]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发掘报告》,《2000成都考古发现》,科学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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