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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探索,喇家遗址绝对年代的初步认识

十月 6th, 2019  |  研究中心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探索
发布时间:2010-06-13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作者:朱乃诚点击率:

(本文原刊《中国文物报》2004年2月6日第7版,作者:叶茂林)

引自《中国考古发现和研究(1949-2009)》,刘庆柱编,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

   
新公布的考古所碳十四测年数据(《考古》2003年7期),有青海喇家遗址的4个年代数据。这是2001年考古发掘(参见《中国文物报》2002年3月15日一版报道)采集的标本测试的。采集的标本有很多个,选择送测的标本只有7个,而实际测试和公布的只有如下4个(以半衰期5568年计):
    ZK-3132,测定年代3574±73年,树轮校正为公元前2030~1870年(H18);
    ZK-3133,测定年代3685±42年,树轮校正为公元前2140~2020年(H20);
    ZK-3134,测定年代3637±75年,树轮校正为公元前2050~1880年(M3);
   
ZK-3137,测定年代4200±107年,树轮校正为公元前2900~2620年(H33);
    (注:以上测定标本皆为木炭,校正数据均采用概率大的一组数据)。
    我们先对这4个数据标本采集的情况作一点说明。
   
H18和H20,位于遗址V区台地的西南边,在F15等一排房址的西侧不远,是村民的院子里发现的。地层可以和发掘地点的地层衔接、对应。均开口在齐家文化层,进入生土层,圆形,形态规整。H18打破了H20,这个地层关系很有意义。H18属于遗址晚期,H20属于遗址早期。测年数据反映出有合理的差距,早期的H20校正数据为公元前2140~2020年;晚期的H18校正数据为公元前2030~1870年。
    H33,位于F15
西北侧不远,是另一户村民的院子里发现的,与原先院子外发现的H1马家窑文化灰坑距离很近,也是圆形,规整。但遗物不典型。H33应属马家窑文化遗存,校正数据为公元前2900~2620年。
   
M3,位于台地中部小广场位置,在硬土面以下的黄土中,被判断为小广场的埋人奠基坑,形状不很规则,人骨有骨折。奠基坑开在黄土层,被硬土面的地层迭压。M3亦属遗址晚期,校正数据为公元前2050~1880年。
   
可以明显看出,这4个数据都是比较合理的,都在可以理解的正常范围内,与地层关系十分吻合,相互比较协调,有恰当的早晚关系,因此可以采信。喇家遗址采集的碳十四标本还有许多,但是因为实验室搬家以及其他的原因,原先的标本都还没有测出来。现在只有这4个数据可以参考。而这组数据,也基本支持了我们原有的一些认识。
   
我们曾经分析认为,喇家遗址处在齐家文化发展的盛期,它的绝对年代是在距今4000年前后,看来这个认识是比较合适的。我们也曾经从地层和遗迹现象分析,喇家遗址可以粗分为早晚两个阶段(也可以看作为两期),壕沟废弃和小广场出现,是遗址上的一个明显大变化,此前是早期,此后为晚期。H18和H20的两个测年数据或许就分别可以大体代表这两个时期(阶段)的年代。
   
M3的年代,如果以概率小的校正数据(公元前2140~2070年),从年代上分析,它就相当于遗址早期了,这样它的性质或许就不应该是奠基坑。如果是奠基坑,它就应靠近晚期的年代,若以概率小的这个年代数据,就说明它很可能是早期的墓葬。所以我们认为取概率大的校正数据更符合实际,也和我们的判断一致。当然,对它的判断,还可以依据今后DNA分析的结果以及综合分析来最后审定。
   
H33的数据,从年代看,已经超出了齐家文化的范围,应该属于马家窑文化时期。喇家遗址的马家窑文化遗存,大多已经破坏,发掘显示,已基本上不存在马家窑文化的地层堆积,仅在遗址的V区这个位置还有少量马家窑文化灰坑遗存。所以喇家遗址主要应该是齐家文化的遗址,而且是一个具有规模和一定等级的齐家文化大型聚落。
   
喇家遗址齐家文化跨越的年代,大约是在100~200年之间。延续的时间并不算太长。早期的时间应该要长些,晚期的时间要短些,因为灾难而毁灭。现在看来,遗址的东北与东南台地,即II区、IV区和V区的遗存,可能反映的面貌只是遗址一个很小的局部。但是V区这个很好的地层堆积和地层关系却是非常充实而重要的。我们考虑,在喇家遗址的西区台地,还应该作必要的发掘,以便更多一些了解遗址布局的全面情况,同时还希望更多取得遗址早期遗存的资料。这样便于分析遗址的发展变化,特别是遗址聚落形态演变的线索。
   
比喇家遗址绝对年代更早或更晚的遗存和同时的遗存,都有可能在官亭盆地里的其它齐家文化遗址中寻找到。这是我们下一步要开展的工作,把聚落考古扩大到盆地范围。因此,遗址间的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的分析都是很需要、很有意义的。
   
喇家遗址也还需多测一些年代数据。整个齐家文化过去积累的测年数据也不多,大约只有10来个左右(参见《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对于研究来说并不理想。这些数据,一般多在公元前2300~1700年的范围之内,而以天水师赵村的测定年代最早(ZK-1283,公元前2317~2042),超过了公元前2000年之前许多,比喇家遗址早期还要早一些。我们注意到,对这个年代有不同的看法。无论怎样,我们认为,典型齐家文化的早期的绝对年代,大概不会超出该年代数据的上限,即公元前2300年以前。当然也并不能说齐家文化年代的下限,就如前面说的年代范围的下限在公元前1700年以前。由于齐家文化的去向还不太清楚,因此其下限就很难定。不过齐家文化繁盛期的绝对年代应该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这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喇家遗址的年代就处在这个时期。所以,喇家遗址的毁灭,还并不是齐家文化的消亡。然而,进入洪水频发期和气候剧烈变化时期的齐家文化(《科学通报》2003年48卷11期),此后逐渐走向衰退,文化和环境的变化对应关系,看来还是比较明了的。
   
本文仅以测年数据说话,难免出现问题,但确实应该重视考古学绝对年代的分析研究。

[17]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1976年第12期,第23–35页[18]贾兰坡《广东地区古人类学及考古学研究的未来希望》,《理论与实践》1960年第3期。[19]《试论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兼论有关的几个问题》,《文物》1976年第12期,第15–22页。[20]刘诗中:《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发掘获重要进展》,《中国文物报》1996年1月28日;刘诗中:《万年县仙人洞、吊桶环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153页;彭适凡:《江西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谈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发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第389–392页;周广明、陈建平:《赣东北农业考古获初步成果》,《中国文物报》1994年5月29日。[21]严文明、彭适凡:《仙人洞与吊桶环–华南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5日:赵志军:《吊桶环遗址稻属植硅石研究》,《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5日;王幼平《复原仙人洞人历史的石制品》,《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5日;张驰:《江西万年早期陶器和稻属植硅石遗存》,《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43–49页;彭适凡、周广明:《江西万年仙人人洞与吊桶环遗址——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模式的个案研究》,《农业考古》2004年第3期,第29–39页.[22]袁家荣:《道县蛤蟆洞、三角岩洞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236–237页;袁家荣:《道县玉蟾岩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20l页;袁家荣:《玉蟾岩遗址》,《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49、50页;袁家荣:《湖南道县玉蟾岩1万年以前的稻谷和陶器》,《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3l一41页。[23]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作队、桂林市革命委员会文物管理委员会:《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的试掘》,《考古》1976年第3期,第175–179页。[24]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碳十四实验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实验室:《石灰岩地区碳-14品年代的可靠性与甑皮岩等遗址的年代问题》,《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第243—250页[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桂林甑皮岩》,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447–449页。[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工作队等:《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98年第11期,第11—33页[27]英德市博物馆等:《英德云岭牛栏洞遗址》,《英德史前考古报告》,厂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2页[28]世龙:《桂林庙岩洞穴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中石文化及有关问题研讨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1999年版,第150—165页。[29]傅宪国等:《桂林地区史前文化面貌轮廓初现》,《中国文物报》2001年4月4日[30]郝思德、黄万波编:《三亚落笔洞遗址》,南方出版社1998年版。

 

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
万年仙人洞遗址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的大源盆地,盆地四面高山环绕。遗址在盆地西北部的小河山山脚下,洞口朝向东南,洞深约40米,内分4个支洞,洞外70米处有文溪水,洞口高出洞外文溪水水面约3米。1962年、1964年进行过两次发掘,出土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和骨器,区分为下层和上层。在1976年提出,这里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属新石器时代早期。并公布了上层的贝壳样品的测年数据为10870±240年,下层骨化石的测年数据为8575±235年[17]
。彭适凡据此还分析华南的广东翁源青塘等发掘资料,在1960年贾兰坡研究的基础上[18]
再次提出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探索问题[19]
。后因1977年夏鼐指出仙人洞的两个测年数据可能受古老碳酸盐的影响而表现出偏老,而考古测年学者也没有对此现象及时做出科学的说明。所以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仙人洞的重要发现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90年代初,在开展的中美合作探索稻作农业起源过程中。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仙人洞遗址再次进行了发掘。吊桶环遗址位于仙人洞西面约800米,1984年发现,1993年发掘仙人洞遗址时一起进行了发掘。
这两处遗址在1993年、1995年、1999年进行了3次考古采样和发掘,又获得石器650件、骨器132件、穿孔蚌器36件、陶片500余块和20多件人骨标本,以及数以万计的动物骨骼残片和一批孢粉分析的样品;还对这两处遗址各文化层土样进行植硅石提取和分析,获得大量稻的植硅石。通过研究,确认这两处遗址的文化层大体可分为三大层。吊桶环的下层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测定年代早至距今19770±360年。仙人洞的下层和吊桶环的中层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测定年代早至距今14160±90年。仙人洞上层与吊桶环上层属新石器时代早期,测定年代的下限为距今8825±240年,上限在距今12000年以前[20]

1996年以来,发表的有关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发掘收获的各种文章有十多篇,但正式的发掘简报或报告尚未公布。据各种报道可知,这两处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物有石器、陶器、骨蚌器等。石器中有大型砾石石器,也有少量石片石器,还有磨制石器。磨制石器有穿孔石器、石凿、梭形器、磨盘、磨棒等。陶器多为器腹片,陶土中都加有羼和料,多数是粉碎的石英岩,也有长石和碎陶片颗粒。陶色不纯:制作方法既有泥片贴筑法,也有泥条盘筑法。器型有圜底釜罐类。骨器有锥、簪、铲、凿、镞、镖等。其中穿孔蚌器很有特色。目前没有发现栽培农作物的有关籽实遗存,但据报道,在土样中分析出有稻的植硅石,并且有少量属于栽培稻的植硅石[21]
。详细情况,有待于相关资料的进一步公布。
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的再次发掘,为在华南地区研究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面貌以及由旧石器时代晚期发展而来的文化演变轨迹,具有重要的意义。
道县玉蟾岩遗址
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位于南岭北麓,附近地貌为四周高山环绕的山间盆地。玉蟾岩洞口朝向东南,高出地面约5米,20世纪80年代初发现,为一约100平方米的洞穴居住遗址。1993年、1995年两次发掘揭露面积46平方米,遗址堆积厚1.2—1.8米。发现了直径约40–50厘米的地面烧火的灰堆,内含炭屑和动物烧骨,较大的灰堆厚达15厘米。出土物有石器、陶器残片、骨角器、蚌器,以及大量的动物残骸和包括稻在内的植物遗存。石器均为打制石器,有砍斫器、刮削器、切割器、刀、锄形器及石核形器与石片,以中小型为主,缺乏细小石器。骨器有铲和锥,蚌器穿孔。在文化层底部发现了3块较大陶片和一堆可复原成1件尖圜底陶器的陶片。陶片火候很低,质地非常疏松,胎厚近2厘米,夹炭、夹粗砂,断面可见交错层理,可能为贴塑制成,陶片内外表均饰似纺织印痕的纹饰。
动物残骸中,属哺乳动物有20余种,鸟禽类有10余种,另有螺、蚌、龟鳖及鱼类等水生动物。植物遗存有40余种,其中有4枚稻谷壳和土样中的稻植硅石。对1993年出土陶片的碳十四测定,陶片上的腐殖酸年代为距今12320±120年,陶片基质年代为14810±230年,测定的同层位的木炭标本年代为14490±230年;对1995年采集的兽骨标本的碳十四测定并经高精度树轮校正,约在距今8009–9861年(ZK–2901.ZK–2903)范围之内。[22]
桂林甑皮岩遗址
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位于桂林市南郊独山西南麓。甑皮岩洞口朝向西南,由主洞、矮洞、水洞三部分组成,文化堆积主要分布在主洞和矮洞,面积约240平方米,1965年试掘,1973–1975年进行了第一次发掘。第一次发掘后认为其年代属新石器时代晚期中较早的遗存[23]
,但测定的1件蚌壳的年代数据为11310±180年(ZK—279–1),当时认为测年数据的标本受环境的影响而呈现出偏老,所以对此没有引起重视。1979年围绕甑皮岩遗址碳十四测年数据偏老问题,考古测年学者开展了专门的研究,得出在石灰岩地区水下生长的动、植物样品的碳十四年代显然偏老一两千年,并又测定了1
1个甑皮岩遗址的碳十四年代数据,为甑皮岩遗址的下层年代在距今9000年以上,而且确认当时也有陶片[24]
。这是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经科学分析后确认的年代最早的陶片和年代最早的石器文化遗存,为甑皮岩遗址文化遗存的重新研究,奠定了基础。20年后的2001年对甑皮岩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文化堆积最厚处达3.2米,并依据新发现的文化遗物的层位,将以往出土的遗物,一并分析,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期至第三期属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主要有陶器、打制石器、骨器和蚌器等,其中第一期已出现陶器,似为捏制成形的大口釜,并有穿孔石器等局部磨制石器,骨角器有锥、铲、针、鱼镖,以及蚌刀等。第二期的陶器制作出现了泥片贴塑成型技术。第三期的陶器器型丰富些,但也以尖圜底敞口罐为主。第四期为新石器时代中期,陶器数量、种类明显增多,出现了分体制作工艺。石器中不见穿孔石器。在第四期发现两座墓葬,一为成年男性,一为婴儿,均为蹲踞葬,人骨架上均置有大小不等的自然石块,婴儿的头部覆以2件大蚌壳。第五期的陶器种类较多,有各种罐、釜、盘、豆、盆、钵等,有通体磨光的石锛。甑皮岩遗址第一至三期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0000–前7000年间,每期跨度约1000年。第四、五期的年代为公元前7000一前5000年[25]
邕宁顶蛳山遗址
广西邕宁顶蛳山遗址位于邕宁县城南约3公里的邕江支流八尺江与清水泉交汇处的三角嘴南端。1994年发现,1997年开始进行发掘。文化堆积分为四期。其中第一期属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主要有石器和陶片。石器中有较多的细小石片石器和少量的天然玻璃陨石,还有穿孔石器。陶片都是圆底的罐或釜类器残片,陶胎较厚,饰粗绳纹,口沿上捺压花边,花边下施一周附加堆纹。推测其年代在公元前8000年前后[26]
。顶蛳山遗址是华南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有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河旁台地遗址。
英德牛栏洞遗址
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位于英德市云岭镇东南约2公里的狮子山南麓,1983年发现,1996年、1998年两次发掘51平方米,发现有灰烬、人类牙齿与腓骨,以及石制品1004件,其中打制石器266件、局部磨制石器9件,骨制品16件,牙、角制品各1件,蚌制品8件,陶片23片,还有一批动物骨骼和水稻硅质体与植物孢粉等。文化遗存分为三期。第一期仅见打制石器与骨器。第二期出现局部磨制的穿孔石器。第三期分为前段与后段,都有局部磨制的石器,如磨刃切割器和磨刃石斧,陶片都发现于第三期的前段与后段。据对测定的22个碳十四年代数据分析,推定第一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0000–9000年,第二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9000–前8000年,第三期前段的年代约为公元前8000–7000年,第三期后段的年代约为公元前7000–前6000年[27]
。 此外,1988年发掘的广西桂林庙岩[28] 、2000年发掘的临桂大岩[29]
、海南三夜落笔洞[30] 等洞穴遗址亦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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